本站讯（通讯员 李倩）2016年11月2日下午2:00-5:00，由共青团天津大学委员会、天津大学法学院、天津大学法学院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主办的“北洋大讲堂------法学名人系列讲座”在天津大学25楼B802成功举行。这是天津大学法学院“刑事法学系列讲座”的第二场，由北京大学法学院王世洲教授作了“论比较方法在当前中国法学的重要意义”的精彩报告。天津大学法学院刑事法学科教研组组长董娟教授主持了整场讲座。来自于南开大学法学院的王彬副教授、高通老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杜国伟检察官，东丽区检察院研究室主任杨蕊检察官，法学院的于阳副教授、高仓健、杨宁、黄云波、李倩等教师及众多学生参与了此次活动。
在此次讲座中，王世洲教授从“比较方法是发展中国家法学迅速发展的捷径、比较研究成果是国家急需的研究、比较研究方法技术是从事高级法学研究的基本功、比较意识是法学者的基本素质”四个方面对法学研究中应高度重视比较研究方法做了精彩而细致的讲解。
王世洲教授首先指出中外法学比较的重要性。比较方法不仅是一个理论方法，而且非常有实践意义。为什么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在中国这里碰到的问题是国外已经碰到或者可能碰到的事情。王世洲教授提到，上星期他参加了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举办的“中美反腐败执法国际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与会专家提及“一对一证据”。“一对一证据”对于检察官来说是最头疼的问题，国内目前刑事诉讼对其观点是孤证不可以单独使用。但是在“中美反腐败执法国际会议”中，美方专家提到，孤证可以使用，只不过更加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这就是我们国内经常所说的“补强证据”，用于补充、辅助的证据。在这里美国将一个针对证据的理论问题转化成一个政治制度的问题。通过中美专家的对话，我们可以推导出，司法实践中如果侦查机关认真去找的话，不可能只有一个证据，因此“孤证“的存在是一个伪命题。
王世洲教授同时指出，从欧洲历史看，德国法并不是一直很先进的。在19世纪之前，德国著名的法学家几乎没有，反之其邻国法国、意大利的法学比较强大。而德国人正是非常重视比较方法的研究。在德国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大规模的学习美国、法国、意大利的有益法学经验。到了19世纪中后期，德国学者甚至研究我大清的法律。之后，宾丁、李斯特等著名德国学者开始涌现。我们的邻国日本的法学发展路径，也是采纳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是自己的法学迅速走到世界的前列。反观我国国内，学者科研做的比较好的，都是有“比较法”的背景。
其次，王世洲教授指出，我国目前的立法目标是要建立起社会主义法律框架。而这个立法工作，在未来十几年间都是一个重大问题。刑法中间的问题更大，目前刑法典中有法条452条，而在英国，带有刑法条文的法条有8000多条，在美国，属于联邦法范畴的刑法条文就有4000多条。因此，国家在立法时候就需要各个方面进行咨询，包括寻求教授、专家、留学生的帮助，当然他们也会请一些外籍人士提供建议、自己组团出国进行考察。
再次，比较研究的方法虽然是法学研究中众多方法之一，虽然我们不能绝对说，哪种研究方法绝对的好，但是“比较研究的方法”实用性最强；相对于实证研究而言，经济性最好。比如：刑法中的“谦抑”原则，实际来源于德国刑法，是日本人翻译而来的用语。而这个译文“谦抑”一词在中文语境下，就会产生歧义。这导致我国很多学者认为：我国刑法对公民干涉太多，要加以抑制。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我们正处在法治发展的过程中，本来在刑法手段加以对公民进行控制之前，民法、行政的手段应给予前期的约束，而我国目前，民事、行政手段并没有有效建立。王世洲教授在此举例“组织考试作弊罪”用于分析。另外，比较意识是法学研究者的基本素质，法学研究者必须眼界宽广。
最后，王世洲教授作为洪堡基金学术大使，介绍了洪堡基金会的情况。洪堡基金会是全世界最好的基金会，它提供全世界最好的奖学金给优秀的科研人员，此外，洪堡还提供其特有的洪堡网络资源给予洪堡奖获得者。王世洲教授鼓励我们天大学子积极申报，在申报过程中，要体现自己的聪明才智。
演讲结束后，王世洲教授分别与法学院本科生、研究生、与会老师进行了充分的互动，分别就国际刑法中的管辖问题、德国刑法中行为违法与秩序违法的区分、德国三阶层的犯罪构成理论与我国传统采纳苏联的四阶层的犯罪构成理论的优劣、如何处理外国法的移植与本土文化、实践中如何适用外国法、我国刑法犯罪圈扩张的认识、比较研究中“比较的概念、内容、核心”等对各种疑问给予了专业的解答。主持人董娟教授最后对王世洲教授的讲座做了精彩点评，“比较研究”在法学学术研究中有四个方面是必不可少的：法学院培养的学生首先要锤炼自己的人文情怀，要有理想、有抱负；其次要懂得法学研究中比较研究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是各种研究方法中最有效率的方法；再次，做法学研究要解放思想；最后，董娟教授寄语天大学子，要加强外语的学习，“外语”是比较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
